（文化圆桌·网络时代文化新现象③）
“网红”为何如此受欢迎——浅谈网红文化
网红的共性就是通过传递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粉丝。 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通过网红聚集成一个社交群体。
“信任困境”是网红文化的通病，信任是影响力的基础。 是通过吸引眼球来获取短期利益，还是努力修炼建立个人影响力，将成为未来几年决定网红优胜劣汰的分水岭。
网红是一种文化现象，也是一种经济现象。 网红产业作为一种大众文化，也促进了经典文化的传播，通过降低门槛拉近了经典文化与大众的距离。
让经典文化不再“冷”
今年上半年有一档节目叫《艺术难吗？》 》的脱口秀节目在优酷上火爆，成为中国第一档艺术脱口秀节目。其主播“一公子”也迅速成为网红，以其简单直观的讲解和异常幽默的调侃赢得了无数粉丝。
“艺术难吗？” 》的走红绝非孤例。 我们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同样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：《罗辑思考》、《帆灯读书会》、《小宋奇谈》、《雪枫音乐会》……历史、文学、艺术、音乐、经济、科技、收藏，它们几乎席卷了每一个文化领域； 从优酷、喜马拉雅FM到微信，几乎涵盖所有互联网平台，有的甚至开发了独立APP。
近年来，经典文化向公众的传播达到了高潮。 一方面，这是因为，随着社会消费升级，文化艺术消费需求持续升温，很多人从中看到了商机。 另一方面，互联网（特别是移动互联网）搭建的信息高速公路，大大降低了知识的门槛，让一些“高端”的文化艺术变得触手可及。
两者的碰撞，犹如金风玉露的相遇，催生了一批文化脱口秀和主播型网红。 他们通常来自草根阶层，精通网络交流，言语幽默犀利，个人风格极其鲜明。
如果说易中天、于丹等人被视为第一代面向大众的经典文化传播者，那么如今易公子等网红主播无疑是第二代：
第一代传播者以电视为平台，都是专家学者。 这种交流以“教”为中心，带有一种启迪和居高临下的味道。 第二代传播者以互联网为平台，没有身份门槛。 他们的传播强调“分享”，平等对待观众。 这种从“我”到对方的氛围与互联网用户的体验不谋而合。
前者是一种单向传播，节目形式相对简单——基本上，专家们不会根据电视媒体的特点来创作内容，只是将他们在大学讲授的课程和讲座搬上屏幕。 后者是双向互动，节目形式相对多样，经常举办线下活动。 粉丝的兴趣不仅能影响节目组的选题，还能为节目的发展提供资源和帮助。 比如《罗辑思维》公开向观众征集策划建议； “艺术难吗？” “电影”粉丝还主动帮节目组打包、寄快递；8月13日在厦门开幕的古埃及珍贵文物中国行第一站，才经过一个人的牵线搭桥。球迷表示意大利队成为主办方之一。
运营模式也完全不同。 第一代传播者是被动参与的。 他们是被电视台选拔和邀请的。 虽然他们得到了一定的报酬，但他们并不参与商业运作。 节目收入主要依靠广告收入。 第二代传播者积极参与，很多人将其视为一项创业项目。 节目本身通常是免费的，收入主要依靠粉丝缴纳的会员费、线下活动门票以及相关产品的销售——这也是典型的“网红经济”模式中，有魅力的个体成为商业流量的入口。
2016年被称为“中国网红经济元年”。 无论是大众的关注度还是网红的产业化都迎来了大爆发。 不仅是草根网红，一些专家也加入了这股传播热潮：比如经济学家吴晓波创办的“吴晓波频道”、“古典音乐难吗？” 由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田一苗发起。 ”等等。他们积极调整传播模式，努力适应互联网语境，比如《吴晓波频道》中负责搞笑、充满“二次元”风格的“巴九灵”，还有田依苗的口号“ “穿着T恤，听古典音乐”，其实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：放下原来的“冷漠”态度，让知识更贴近人们。
不难看出，草根出身的网红主播受限于自身知识储备，更倾向于普及最基本的知识，受众范围更广，传播效果更好； 专家网红提高了节目的整体水平，也满足了人们的高级需求。
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。 很多时候，人们对某件事并不感兴趣，他们只是缺少机会。 网红主播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。 因此，即使节目质量参差不齐，但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。 当高高的门槛降低，露出里面的美丽风景时，相信每个人都会想要深入这个世界。
从关注到影响力
袁国宝（新媒体联盟创始人、《网红经济》作者）
在中国，互联网文化元素的生产主力主要集中在70后、80后、90后三代人。 每个群体因其不同的成长经历而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。 70后成熟稳重，介于传统与创新之间； 80后是互联网接入中国后第一批消化海量知识的群体； 90后、00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，互联网几乎就是他们的真实空间。
网络文化的主流是什么？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。 互联网接入中国已有20多年，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。 它对国家治理、经济转型、消费习惯更新发挥着巨大作用。 网络文化建设刚刚提上日程。 自媒体与大众媒体相互竞争，覆盖、影响不同受众，观念领域不断扩大，舆论日益多元化。
近年来，网络热词的泛滥、笑话制造者的泛滥、影视、选秀等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，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泛娱乐正在侵蚀主流文化的事实。 ，亚文化开始占据网友的头脑。 世界。
多年前，波兹曼在《自娱自乐》中表达了对电视带来的娱乐文化盛行的担忧。 新媒体日新月异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担忧。 经历了韩寒、蔡痞子等第一代网红，到芙蓉姐姐、凤姐、奶茶妹妹等第二代网红，再到称霸所有媒体平台的第三代网红今天，我们会发现：文化产品越来越碎片化。 轻松的、甚至内容丰富的在线脱口秀节目都是用网民喜欢的语言进行的。 有人批评网红文化肤浅、无聊，感叹精英文化正在变得空洞。 这本质上是对娱乐化社会现象的质疑。
事实上，网红文化并不是洪水猛兽。 很多网红缺乏优质原创内容的生产力。 他们凭借着漂亮的外表和出色的言行，仅仅出名了两三天，就被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所淘汰。 这种自净功能来源于人们对真、善、美的追求。 网络热词“三观”就是这种内在驱动力的体现。 能够对大众产生深远影响的，不是直播间里的锥子脸、娃娃音，而是有内涵、有正确人生观、能输出价值的网红。 原创内容的内容很广泛，可以是文字、音视频，也可以是生活方式、生活态度，而这些正是网红的文化价值观。
时代在变，网络名人纷纷成功。 就个体而言，网红属于快速消费品。 因为良币驱逐劣币，市场的力量会让很多不合格的网红被淘汰。 这几年因新闻事件意外走红的大一哥和天仙姐，如今已经难觅踪影。 作为炒作网红，芙蓉姐姐减肥成功，微博评论充满智慧，改变了舆论形象； 凤姐转身成为新闻客户端的主笔，还加上了天使投资人的身份，再加上她一个人在美国奋斗的励志故事如今很受欢迎。
如果不与平台和用户一起成长，网红很快就会被取代。 当今最受欢迎的网红中，读书界的罗振宇、金融界的吴晓波、投资界的徐小平、海外教育界的俞敏洪、科技界的罗永浩、以及写《鸡汤篇”都是独具匠心、独一无二的。 具有原创内容制作能力的专家。 虽然一些网红存在争议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们的共性是通过传递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粉丝。 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通过网红聚集成一个社交群体。 偶像（网红）和粉丝之间没有仰视或被仰视，只有基于信任和默契的社交活动。
“信任困境”是网红文化中的通病。 最先获得粉丝信任的人，将成为最先形成个人品牌的网红，而信任是影响力的基础。 是否只是为了吸引眼球、获取短期利益，还是通过努力打造个人影响力，都将成为决定未来几年网红优胜劣汰的分水岭。
网红文化的核心是人性，人性天然就向往美。 互联网日新月异，网民世代不断变化，文化风格将变得更加丰富。 没有内涵的网红无法满足大众追求梦想的渴望，肤浅的网红生命周期也不长。 这不仅是网络文化的规律，也是自然规律。 从博取关注度到产生影响力，网络人气的竞争最终取决于修身治家的自律和治国平天下的情操。
社会活力的体现
李勇（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）
网红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，历史相对较短（十年左右），但其背景、方式、发展历史、前景等都得到了及时的从传播学、经济学等角度的研究。
这显然与其背后的产业联系有关。 从当初单纯依靠图文宣扬自我炒作的怪异文字和图像，到如今以追求更高品质的原创人才+商业包装而闻名。 可见，网红产业化经历了“无心插花”、“有心插花”的过程，也不断走向成熟。
这种产业联系不应该成为我们从精英主义的角度排斥网红的理由。 因为，首先，它的出现和流行确实能够展现出时代的多样性、包容性和进步——至少是社会活力的体现。 其次，在导致网红出现的诸多因素中，大众的品味至关重要。 虽然这种品味大多是功能性和情感性的，但它是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反映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调节和引导社会情绪的作用——这一点在当红的新生代网红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刻意走草根路线，经常抱怨自己。 更重要的是，网红作为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的衍生品，迎合并满足了相关受众的心理预期。 它们的出现和流行预示着时代发展的必然。
当然，作为一种以博取关注为根本目的的消费文化产物，网红在自身素质、生存环境、机制等方面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。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把握和处理两个方面：
一是流行文化与经典文化的关系。 网络名人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。 大众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、功能和价值。 这就需要探索并遵循新的互联网传播技术下流行文化的发展规律。 应以传统经典文化的影响为指导，而不是硬性要求。 二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。 这主要涉及到网红和网红行业本身。 加强行业监管、提高行业自律是有效的方法。 但提高观众素质，增强他们的辨别能力和批判能力，充分发挥他们的选择和淘汰功能，或许才是更根本的解决办法。
总之，借助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传播技术，网红产业的发展势头及其对传统观念和产业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。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充满活力和风险。 对于监管者、从业者乃至观众来说，考验的是他们的志向、勇气、智慧和理性。
